近期，中印双边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向好的破冰迹象，这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新的希望。7月23日，印度政府发布了一项重要决定，宣布自7月24日起重新开放对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发放。随后在8月举行的中印外长会谈中，双方达成了10项重要共识，这些成果涵盖了多个关键领域：包括恢复中国内地与印度之间的直航航班服务、修订两国间的民航运输协定等。更令人鼓舞的是，这些协议还为旅游、商务和媒体人员的往来提供了签证便利措施，并为双边经贸投资创造了更加顺畅的流动环境。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信号，专注于印度研究的中国学者们注意到，虽然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但他们在研究工作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尚未得到明显缓解。
回顾历史，中印两国在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方面曾经历过一段蓬勃发展的黄金阶段。自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以来，直到莫迪总理的第一个任期（2014年5月至2019年5月），两国在留学生交换、学者互访、文化交流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升温。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赴印度旅游人数达到了约34万人次的高峰。在那个时期，中国学者前往印度进行学术调研和参加研讨会相对便利，他们不仅能够与当地学者进行深入交流，还可以自由查阅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并在印度各地开展实地考察研究。然而，这一良好态势在2020年发生了重大转折。
展开剩余77%2020年6月爆发的加勒万河谷冲突给中印关系带来了严重冲击，加之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印度政府借机暂停了多个领域的人员往来。不仅全面停止了对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发放，商务签证的审批也大幅收紧。到2023年，中国赴印游客人数急剧下降至约3万人次，仅为2019年高峰时期的十分之一。学术交流活动同样受到严重影响，例如2020年马德拉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原计划举办的中印文化交流线上会议，尽管已经确定了发言主题并完成了Zoom平台的测试工作，最终却因双边关系紧张而被主办方以不适合开展以友好为主题的交流为由取消，导致学者们前期的大量准备工作付诸东流。
当前，中国学者在印度研究领域面临的挑战并非仅限于无法前往印度这一单一问题，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连锁困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并未完全中断。多位接受采访的学者表示，2023年以来，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正规申请程序获得赴印度进行学术访问的签证。而且近几年来两国学术机构之间的往来渠道总体上保持畅通，有时印度外事官员还会对学者的访问申请予以特别关照，加快办理流程。具体来说，学者们面临的主要困境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签证申请流程存在特殊性和不确定性。普通的学术访问签证尚在可控范围内，但学术会议签证需要印度内政部和外交部双重审批并出具批准信，这一流程极其繁琐且耗时漫长。经常出现学者在临近出发日期才获得签证的情况，甚至还有学生申请交流签证被拒签的案例。其次，一手研究资料的获取渠道受阻。人员往来的限制对那些需要在印度德里以外地区进行资料收集和实地调研的研究课题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印度许多非英语文献的数字化程度较低。西方数据库无法完全替代实地研究，学者们不得不依赖来自印度或第三国的二手资料，甚至是可信度存疑的媒体报道，这严重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过去学生签证的通过率相对较高，但近年来拒签案例明显增多，导致学生缺乏在当地的实地生活经验，对语言环境和文化细节的感知不足，不利于研究能力的全面培养。
为了应对这些研究困境，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探索曲线研究的新路径，将目光转向海外的印度裔社群。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泰米尔语专业为例，该专业原本首选印度高校或研究机构作为学生交流目的地，但由于疫情和合作方人员调整的影响，转而与马来西亚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马来西亚拥有占总人口6.6%的印度裔社群，其中以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为主。学生赴马来西亚留学后，不仅能够保证语言学习效果，还能对泰米尔族群的跨区域特征及其离散现状获得更直观的认识。这种创新思路也可以拓展到其他语言文化研究领域：比如旁遮普语和旁遮普地区研究，可以考虑将加拿大等拥有庞大旁遮普语母语社群的国家作为备选研究地点；而印地语学习则可以将尼泊尔南部说印地语的马德西人聚居区纳入研究范围。不过学者们也明确指出，这些替代方案只能作为补充手段。海外印度裔社群内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与印度本土的文化和社会状况存在差异，其研究价值更多在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而无法完全替代对印度本国的直接研究。
针对近期中印关系出现的融冰迹象，接受采访的学者们普遍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他们既没有表现出盲目乐观的情绪，也没有陷入消极悲观的状态，而是将关注重点放在后续具体落实情况和长期潜在风险上。从影响因素来看，中印关系的发展仍然受到三个关键变量的制约：首先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其次是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议程；第三是苏杰生等亲美派官员的活动影响。与此同时，印度对中国的焦虑情绪还存在躯体化的风险。这种焦虑会在何时、以何种形式转化为具体的限制措施（比如突然收紧签证政策、取消学术交流活动等），并非中国单方面能够掌控。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书剑所言：既然双方都有关系正常化的共识，人文交流逐渐放开，大趋势是好的，但具体进展如何、落实程度如何，印度方面的诚意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学者们衷心期待，这次出现的融冰趋势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缓和。只有当人员往来更加顺畅、研究限制逐步减少，印度研究才能回归正轨，为两国加深相互理解奠定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毕竟，印度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重要邻国，无论面临多大的挑战，对印度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认知都需要我们长期坚持。这不仅关系到学术研究的发展，更对两国关系的长远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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